B体育2023年，德国人闯入半导体补贴大战。一家工厂补贴50亿欧元，终于换来了台积电与英特尔的回眸。
然而，台积电并不看好这趟赴欧建厂之旅——因为德国没有配套的供应链。负责台积电化学品供应的李长荣化工，跑去德国的英飞凌工厂调研了一趟，发现别说供应了，德国人压根没见过最先进的化学品长啥样[2]。
做个简单易懂的类比：这就相当于受邀去非洲搞移动互联网，然后发现当地人还在用功能机。
豪掷千金换来一顿嫌弃，可见德国政府有多憋屈；但对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来说，这笔钱又省不得：
过去几年，日益诡谲的地缘环境，推动欧洲踏上了“半导体自立”的道路，撸起袖子准备做大产能。然而，欧洲本土的半导体企业正值“中年危机”，难以挑起重担。
如果按照整体收入进行排名，在21世纪的头十年，来自欧洲的半导体企业几乎一直处于全球Top5。只是在互相搏命的半导体战争中，欧洲人最终还是败下阵来，沦为了东亚与美国的背景板。
一个业务、一家公司的落后，可能是管理、技术和资金等问题造成的；然而，整个产业集体溃败的背后，显然有更复杂的成因。
虽然各家机构的统计口径略有不同，但无可争议的是：欧洲半导体的爆发始于上世纪90年代。彼时，欧洲巨头在功能机、燃油车等终端市场一路攻城掠地，为其提供原材料的半导体产业也跟着吃香喝辣。
在那个年代，芬兰诺基亚，瑞典爱立信，德国西门子，各个都是一手造手机，一手造芯片的全能冠军。
以功能机为起点，欧洲半导体产业在此后20年迅速开枝散叶，覆盖了多条关键赛道。当时的盛况，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——满手好牌。
2004年时，英飞凌的市场份额挤进全球前四，与今日垄断该市场三星、SK海力士、美光打得有来有回。同一时期，英飞凌为了和韩国人打擂，还准备投资建造全球第二座12英寸晶圆厂。
而英飞凌的另一个业务基带芯片，当时则包揽了初代iPhone到iPhone 3GS的订单，风光无限。
不仅如此，连如今备受关注的手机处理器，欧洲其实也早有布局。2009年，意法半导体和爱立信两家欧洲巨头成立了合资公司，其生产的手机处理器，一度吸引了包括三星在内的手机厂商。
至于汽车芯片，那更是欧洲半导体的看家本领。英飞凌、意法半导体B体育、恩智浦三家巨头，至今仍是该赛道的前五名。
然而，刚爬到半山腰的欧洲半导体企业，却仿佛吃错药了一般，纷纷做出了一个毁灭性的决定——分拆。
在今天的中国，几乎没有企业不喜欢“高科技”这一光环；但彼时的欧洲人却认为，拆分掉财务表现较差的半导体部门，可以让公司聚焦于高利润业务，且更受二级市场青睐。
例如在2005年，飞利浦的半导体业务受到行业周期冲击，一年时间利润率从10%降到了2%。同年年底，飞利浦CEO公开表示，会将其拆分或出售，专注于更稳定的医疗系统、照明、电器等领域。
但出乎欧洲人意料的是，许多被拆分出去的业务，很快遭到了逐个击破。从西门子半导体独立出来的英飞凌，就是个典型案例：
英飞凌固然在内存市场取得了不少成就，但由于内存是门典型的周期型行业，经常在盈亏线上下反复横跳。因此在英飞凌眼中，这显然不是什么好生意。
结果在2007年，存储市场进入下行周期。三星主动发难，高举反周期的大刀疯狂扩产，准备加剧行业严寒。奇梦达没扛过冬天，很快以破产告终。
后来，由于基带芯片业务反复被高通吊打，又丢掉了苹果订单。2010年，不耐烦的英飞凌又将该业务出售给了英特尔B体育，最后又辗转落入苹果手中。
2010年前后，曾经与美、日、韩四分天下的欧洲企业，仿佛被下了降头一般，接连遭遇了多场大败，将内存、基带芯片、手机芯片等传统艺能丢得一干二净。
在半导体产业，不论是埋头研发还是发动战争，都需要天文数字级别的投入。美国与东亚企业能够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，离不开大股东、现金流业务乃至政府的输血。
2007年，三星之所以敢举起反周期屠刀，拉着整个内存行业一起流血亏损，是因为有整个集团和韩国政府撑腰。
走到生死边缘时，奇梦达曾向老东家英飞凌以及德国政府寻求援助，没想到英飞凌却在关键时刻选择见死不救，德国政府见状也撤回援助，成为压倒奇梦达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武功再高强，也架不住猪队友不帮忙。
英飞凌之所以如此绝情，本质还是因为手头的汽车芯片业务正蒸蒸日上，何必蹚奇梦达这趟浑水。
在三星“杀红了眼”的2007年，意法半导体也将存储器业务分拆，和英特尔成立了合资公司。新公司刚刚“闯荡社会”3年，就被韩国人打得满地找牙，最终被美光所收购。
频繁的分家，让英飞凌与意法半导体在当时得到了一份漂亮的财报，和二级市场的欢呼；然而代价就是，日后这些重新定义世界的时刻，也与欧洲人再无瓜葛。
存储是个典型的东亚式产业，需要卷产能卷成本。一年30天法定假日的欧洲人，显然没法和血管里流着美式咖啡的韩国人竞争。然而，欧洲不仅失去了存储，还失去了手机芯片等一手好牌。
工业品的特征在于机械化：每一个功能都被封装在了特定的零部件内，不同的零部件机械式组合，最终构成一个产品。
诺基亚早年的功能机，就是个典型的样本：手机中的音频、视频解码、信号处理等功能，其实都是由不同零部件支持的。
彼时，如果诺基亚想在新款手机中预装《愤怒的小鸟》，只能从硬件端入手，生产支持该游戏的零部件。因此，工业品中并不存在软件的概念，且各个零部件价值较为分散。
消费电子的特征是智能化：产品的多数功能被集成在了一颗芯片之上，提供了一种兼容的方案。一众开发者可以根据该方案，来开发各种各样的软件。因此，智能手机不需要加装新的零部件，就能畅玩《愤怒的小鸟》，还能下载《原神》和飞书。
但代价就是，原本分散在各个零部件供应商手中的价值，渐渐集中到了通用芯片开发商手中。
因此，苹果和高通站在了收入金字塔的顶端。而擅长工业制造的欧洲人没能适应新的游戏规则，一步步退守，最终只保留下了“汽车半导体”这最后一张王牌。
考虑到德系汽车厂商需求庞大且稳定B体育，以及汽车芯片技术壁垒较高的特点，光靠汽车半导体其实也能过得不错——直到美国人和中国人加入了战争。
当年，发动内存战争的韩国人，只是从欧洲人口中抢下了一块肥肉；如今，美国人和中国人打算直接把桌子给掀了。
欧洲人最不愿见到的事态发生了：当年发生在手机行业的“消费电子化”，如今正在汽车行业上演。
传统的汽车制造中，一个车身功能由“一个机械零件+一个配套芯片+一个专门软件”来执行，三者构成一个独立的子系统。和当年的功能机一样，燃油车每增加一个功能，都需要添加一个全新的子系统。
和功能机类似，传统的燃油车并没有统一调度的操作系统，所有子系统平时各干各的，互不干涉。
因此，大众汽车想进行功能迭代，需要先让博世等Tier 1出一套关于子系统的技术方案。随后，博世再和英飞凌、恩智浦、意法半导体等Tier 2进行二轮沟通，再由Tier 2来判断需要采购哪些新的零部件，并将需求分发给Tier N。
然而，以特斯拉为首的新能源车，却又一次改变了游戏规则。特斯拉采取的方案是“中央集权制”。具体而言，就是让整个车身的零件都能听命于中央控制器的核心。
过去几年，新能源车企之所以能整出将“座椅加热”拆出来卖这类骚操作，正是受益于中央控制的特性，可以直接将特定功能锁住。相比之下，如果燃油车就没法复刻这一商业模式，除非把加热的按钮给扣了。
和当年的手机处理器一样，FSD芯片内含CPU、GPU和用于AI加速的专用芯片NPU，提供一种通用方案。FSD芯片的出现，使得新能源车对传统汽车芯片的需求大幅缩水：
进行功能迭代时，特斯拉不需要层层沟通到Tier N，只需要升级操作系统。因此无论有多少供应商参与B体育，汽车的核心权力始终掌握在特斯拉手里。
欧洲人擅长工业化的传统汽车制造，马斯克却把汽车变成了美国巨头扎堆的消费电子产品。
生产方式的转变B体育，意味着价值的迁移：汽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，变成了特斯拉自研的FSD芯片。
以特斯拉的新能源车为例，两块自研的FSD芯片，足足占据了整个HW3.0价值的61%；而欧洲巨头英飞凌所擅长的MCU芯片，其价值量占比仅有5%。
特斯拉成功之后，原本在消费电子市场称王称霸的芯片巨头们，也纷纷加入战场，开启降维打击。而欧洲人，则又一次被拖进了陌生的领域。
在FSD芯片领域，英伟达、高通以及被英特尔收购的Mobileye（现已再次拆分）是主要玩家；而在智能座舱芯片中，高通、英伟达、三星、联发科、英特尔均有布局。
过去，每当遭遇挫折，欧洲人的第一反应总是后退，毕竟他们还牢牢掌握着汽车芯片这一肥沃的自留地。如今，欧洲半导体最后一座孤城的外部，已然群狼环伺。
和起步较晚的中国大陆相比，欧洲半导体可以说是含着金汤匙出身的。在欧洲刚刚开始高速奔跑的90年代，如今这些叱咤风云的科技企业，其实才刚刚起步：
隔壁的宝岛，台积电刚刚开始起步，其独特的代工模式，让习惯了自建工厂的半导体业界感到新奇；
至于大洋彼岸的美国，一个叫黄仁勋的工程师，刚刚意识到电子游戏将会对电脑性能提出更高要求。于是便和两位好友创办了英伟达，埋头开发出了第一款GPU。
然而，满手好牌的欧洲人，却眼睁睁看着机会一次又一次从眼皮子底下溜走，最终沦为了他人叙事中的注脚。如今，欧洲只剩一颗产业至高明珠阿斯麦——内里流着的还是美国人的血。
然而在半导体的语境中，只靠“不做错”，显然是不够的。如今，几乎所有的半导体企业都羡慕英伟达押中了人工智能；然而，大多数人却不曾看见，在人工智能爆发之前，英伟达默默在黑夜中独行了多远。
